摘要：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後，美國智庫予以高度關注，開展了大量針對性研究，相關研究報告成為美對華戰略研究的重要基礎。在“旋轉門”機製的影響下，美國智庫學者與政策製定者呈現一體兩麵的形態，美國智庫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看法和態度具有很大研究價值。本文根據各類美國智庫的研究領域和專長，選出了五家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智庫。本文分析總結了這五家智庫2013到2022年間479篇關於“一帶一路”的研究報告，總結了報告的主要看法和政策主張，並提出應對建議。

關鍵詞：共建“一帶一路”、中美關係、美國智庫

一、美國智庫分類

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2020》統計數據，目前美國是全球擁有智庫機構最多的國家，共計2203家，占全球總數28%以上。在該榜單中，全球排名前200的美國智庫共26家；此外，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由於連續三年入選全球頂級智庫綜合榜單第一位，被評為“卓越智庫”，因此未被列入該榜單。

美國智庫可以分為綜合型智庫、國際關係與國家安全型智庫、公共政策智庫型智庫、經濟型智庫。綜合型智庫以布魯金斯學會和蘭德公司為代表，長期從事全局性、戰略性、綜合性的研究課題。國際關係與國家安全型智庫以新美國安全中心、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卡內基和平研究基金會為代表，注重國防和國際戰略問題。公共政策智庫主要以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美國進步中心、加圖研究所等為代表，研究美國國內相關領域公共政策為主，包含民主政治、教育、稅收、法律等專業領域議題。經濟型智庫關注以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美國經濟調查局、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為代表，用科學的無偏見的方法研究經濟現象，但是並不提供經濟政策建議。

研究選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五大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美國傳統基金會、蘭德公司共五家高端智庫作為研究對象。五大智庫都有豐富的中國問題研究經驗，以五家智庫“一帶一路”相關的研究報告為樣本，可以做到互相補充相輔相成。從成立時間來看，布魯金斯學會與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屬於老牌智庫，傳統基金會、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及蘭德公司成立較晚。從思想傾向來看，布魯金斯學會偏左，卡內基屬於中間派，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傳統基金會和蘭德公司偏右。從研究內容來看，布魯金斯學會和蘭德公司屬於綜合型智庫，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屬於國際關係與國家安全型智庫，美國傳統基金會屬於公共政策型智庫。

表1  典型智庫總體情況

二、智庫研究對象情況介紹

布魯金斯學會成立於1916年，主要研究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與發展、都市政策、政府、外交政策以及全球經濟發展等議題，宗旨是開展高質量的獨立研究，並據此提出具有創新精神和實用性的政策建議。布魯金斯學會研究的主要目標有三，一是捍衛美國民主，二是確保所有美國人獲得經濟繁榮、加強社會保障、維護公共安全帶來的機遇，三是推進一個更加開放、安全、繁榮和合作的國際社會。從思想傾向上來看，布魯金斯及其研究人員在工作中並不十分受國家意識形態方向的影響，但是，在其理念的實踐當中表現出了和民主黨的密切關係，並為其輸送人才，被國內許多學者定義為左派智庫。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創立於1910年，在美國智庫中曆史最為悠久，以“促進國家間合作以及美國的國際交往”為宗旨，偏向於國際主義、多邊主義，主張進行裁軍、軍備控製、接觸談判和國際合作，並支持把聯合國作為國際論壇和世界秩序的象征，思想傾向屬於典型的“中間派”。其優勢研究領域包括地緣政治、政府治理、全球合作和尖端領域的創新，議題包括氣候變化、核威脅擴散、地區政權崛起以及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等。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於1962年成立，以發揮政策影響力為宗旨，以戰略問題為研究重點，致力於為世界各國領袖提供戰略觀察、政策方案，研究內容一般為國際問題，是現在美國國內規模最大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CSIS具有比較強的保守色彩，其經濟來源離不開“保守派”的財團，是對美國共和黨政府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智庫之一。研究工作重點在國防和安全、區域穩定、能源和氣候、全球發展和經濟一體化等。CSIS在全方位追蹤國內和國際安全麵臨挑戰方麵，表現優異。進入20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的崛起，奉行“強硬路線”的CSIS逐漸將研究重心轉向了中美競爭。

蘭德公司成立於1948年，先是以研究軍事尖端科學技術和重大軍事戰略而著稱，繼而有擴展到內外政策各方麵，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研究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社會等各方麵的綜合性思想庫。美國各級政府與美國軍方是其主要經濟來源。長期以來，蘭德公司作為非營利的民辦研究機構，獨立地開展工作，追求研究的嚴謹和客觀，立場偏於保守，思想傾向上中立偏右。蘭德公司的研究議題已拓展至能源、教育、醫療保健、司法、環境、國際事務和國家安全各個方麵。同時統一的數據庫和技術運用確保了蘭德公司的絕大多數不同時期、不同領域的報告能夠被有效地統一利用，這使得蘭德公司能夠建立龐大的“數據工程”，並開發一係列超長期項目，這些超長期項目關注特定問題或對象，時間跨度往往超過十年。

美國傳統基金會成立於1973年，其使命在於追求企業自由、有限政府、個人自由、國防強大，並推崇美國傳統價值觀。其經費來自大企業公司、家族基金會和個人捐助，代表美國西南部財團和保守勢力的利益，是典型的保守派智庫。相比於其他智庫專家可能主張相互矛盾的觀點，傳統基金會更傾向於公開倡導單一、統一的立場。傳統基金會致力於為美國麵臨的問題開發創新的解決方案，從賦予父母教育權力、扭轉不斷增長的支出和通貨膨脹、保護未出生的孩子，到保護美國的邊界、追究科技巨頭的責任和確保自由和公平的選舉。傳統基金會研究內容也包括如何與中國競爭。

在中國相關問題上，五大智庫都有充分的研究。布魯金斯學會成立有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在2006年還成立了約翰·桑頓中國中心，旗下有大批中國問題專家。同年，清華大學與布魯金斯學會在北京共同成立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項目涉及中國經濟社會變革以及維係良好的中美關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與清華大學共同成立了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該中心為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亞洲項目的一部分，包含亞太地區經濟、安全及政治發展等議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也積極研討與中國相關的內容，有關中國的議題主要由弗裏曼（Freeman）中國研究主席領導，相關項目有中國權力項目和中國商業經濟項目，不僅考察了中國的軍事、經濟、社會、技術，還研究中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亞洲政策研究中心是該基金會最早的研究中心，如今傳統基金會的亞洲研究中心已躋身為世界上研究亞洲政策最優秀的智庫之一。蘭德公司與中國的科研組織和機構在多方麵建立了合作，公司的中國問題專家就一係列研究課題進行研究，包括軍事、政治、貿易關係、環境、經濟、健康以及勞動力和人口問題等。

三、樣本報告主要觀點

（一）重點研究方向

典型智庫聚焦不同的研究領域、關注不同的利益相關主體，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研究立足於經濟領域，重點分析倡議動機和目的、倡議中的項目實施問題以及潛在影響。卡內基和平研究院從經濟角度切入，解釋了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動機；布魯金斯學會從地緣政治角度分析了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所獲得的外交進步；國際戰略研究中心關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投資金額、投資問題以及東南亞的數字經濟投資，在清潔能源是否發揮作用上保持觀望；傳統基金會突出關注“一帶一路”戰略所帶來的外部性問題，比如建設標準等，但同時認可“一帶一路”建設在打擊恐怖主義上的作用；蘭德公司則突出關注運輸聯通與貿易之間的量化關係，在肯定“一帶一路”正外部性的同時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在項目經濟性、債務可持續性和公平性上仍舊麵臨重大的挑戰。

（二）典型內容分析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對於經濟發展的新思路。研究員包道格（Douglas H. Paal）認為，中國經濟在經曆了快速增長的很長一段時期後，GDP增速已放緩。近年來中國加大投資，經濟增速反而下降，在這個時期中國發起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倡議絕不是巧合，而是希望依靠向絲路沿線國家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來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率，並擴大亞洲地區的互聯互通，向國外轉移國內的過剩產能，振興中國經濟。他認為，如果中國此舉可以成功，將會加深中國與其周邊國家的市場一體化程度。包道格曾擔任摩根大通國際副主席（2006-2008）和美國在台協會主任的非官方美國駐台灣代表（2002-2006）。1986年至1993年期間，他是裏根總統和老布什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擔任亞洲事務主任，然後擔任總統的高級主任和特別助理。包還曾是國務院的政策規劃人員、在中央情報局和美國駐新加坡和北京大使館任職，經常就亞洲事務和國家安全問題發表演講和發表文章。

在對經濟的考慮外，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則更注重能源安全與地區關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報告稱，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官員在私下和公開場合都對“馬六甲困境”感到痛苦，因為中國大約80%的石油進口要經過印度洋和馬六甲海峽的海軍咽喉，使它們在戰時很容易受到封鎖。而“一帶一路”倡議通過提供橫跨歐亞腹地的陸上能源進口鏈，以及通過中巴經濟走廊(CPEC)將中國與印度洋港口(如瓜達爾港)連接起來，使中國的進口路線多樣化，並且通過投資礦山、石油和天然氣項目以及海外大片農田，為中國提供了直接獲取新資源的途徑。

同樣從地緣政治角度，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延伸，是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回應。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貝德(Jeffrey A.Bader)與杜大偉指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訴求有兩個，一是將美國更深入地卷入世界上經濟最活躍的亞太地區，二是防止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崛起。在這一背景下，最能幫助中國回擊美國的正是“一帶一路”倡議，這種非正式性的機製靈活性極大，也更加強調平等和相互尊重，可以幫助中國繼續在全球貿易中產生影響力。貝德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是奧巴馬總統在亞洲問題上的首席顧問。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克馬爾·克裏斯(Kemal Kirisci)和菲利普·陸克(Philippe Le Corre)認為，不管是亞投行還是“一帶一路”倡議，都是中國試圖塑造自己在國際秩序中的新角色。中國政府正是通過這樣一個倡議來向中亞國家展示自己是一個不會使用強權政治的“軟巨人”，消除後者對於中國崛起的擔心，將這些國家都納入經濟帶實現雙贏。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印度項目主任坦維·馬丹(Tanvi Madan)認為，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正在尋求貫穿亞洲和印度洋地區的連接戰略，即“一帶一路”戰略——建立新的基礎設施、機構以及內在聯係，這可以說是在重繪大陸地圖。這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具有地緣政治影響。布魯金斯學會特聘研究員梅農(Shivshankar Menon)認為，過去中國的外交政策宗旨是謙虛，現在這種謙虛程度已有所減弱。除了地緣政治影響，梅農還認為，“一帶一路”體現了新興秩序與西方舊秩序之間的衝突，會對現有的西方價值觀構成挑戰。梅農曾擔任印度外交官，在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手下擔任印度國家安全顧問。此前他曾擔任外交部外交秘書。在此之前，他曾擔任印度駐巴基斯坦和斯裏蘭卡高級專員以及駐中國和以色列大使。梅農以研究員的身份加入布魯金斯學會，並擔任位於新德裏的中國研究所委員會主席。

保守派代表的傳統基金會主要關注“一帶一路”的外部性。常見的“一帶一路”外部性研究主要集中於合作夥伴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不公平的市場機製是否會助長投資國的腐敗以及兩極化，是否存在債務陷阱以及項目設計的合規性等等。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傑夫史密斯（Jeff  M.Smith）認為，美國政府和其合作夥伴必須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資源來提高印太地區互聯互通項目的透明度。這不僅包括幫助各國使用專業標準評估提案，還包括教育公眾和主要利益集團了解“一帶一路”投資可能伴隨的全部貨幣和非貨幣成本，包括全生命周期成本和債務風險等。傳統基金會研究稱發現有幾起備受矚目的中國公司簽署秘密交易的案例，交易後來被揭露帶有不公平條款，傳統基金會認為美國應幫助參與國使用專業標準評估提案、宣傳交易條款並教育他們了解潛在的替代方案。

蘭德公司認為，“一帶一路”已經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目的是為中國及其合作夥伴國提供商業和戰略利益，但蘭德公司的研究同樣認為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許多擔憂被誇大了。對於“一帶一路”倡議是否通過短期內過多放貸來為借款人設立債務陷阱，以及“一帶一路”倡議項目是否主要為中國勞工提供資源，蘭德公司的研究認為以上兩種批評都沒有證據支持。此外，從理性主義角度，蘭德公司認為這兩個擔憂都不符合中國人的行事準則。關於建立債務陷阱，即使借款人願意接受陷阱，這種借貸也會與貸方合理的長期行為相抵觸。在使用本地勞工時，理性的投資者會到海外去獲得由勞動力成本、資本成本或兩者的差異產生的比較優勢。作為發展中國家投資者，中國的比較優勢在於資本成本，而其劣勢在於勞動力成本。因此，中國以有競爭力的價格出口勞動力和資本相對來說是無利可圖的。

（三）美國智庫觀點總結

自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美國主流智庫學者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是複雜的、多元的，從而從不同角度提出了美國應對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的對策。一部分智庫報告提出了“影響”策略，其核心思想是讓“一帶一路”成為雙邊和多邊戰略對話中明確的、經常性的話題，以便美國對“一帶一路”的實施產生影響。美方領導人和高級官員在會見同行時，應確保“一帶一路”成為優先討論的話題。美國政府還應考慮與合作夥伴和盟友召集新的“一帶一路”專門工作組，以及就二十一世紀互聯互通的“道路規則”建立新的多邊對話或論壇。少數智庫報告提出了“合作”策略，認為中國主動承擔大國責任具有積極意義，美國應該以更開闊、更包容的態度去理解中國，並在相關的項目上開展合作、應減少反華言論，同中國在高標準可持續發展項目上進行交流，鼓勵中國采用國際標準，使“一帶一路”符合真正有利於受援國的原則。大部分報告更加支持“替代”策略，主張製定更高的標準替代“一帶一路”項目。在動因認知上，大部分美國學者認為“一帶一路”不僅出於中國對於經濟增長方麵的要求，以及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更多的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地緣政治風險。

在這個背景下，美國學者的政策建議總體而言圍繞著營造高標準的投資環境以及加大對外投資等方麵。例如，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喬納森·E·希爾曼(Jonathan E. Hillman)認為美國應在實施“印太”概念和擴大更好的融資替代方案的方麵發揮重要作用。國會應指導政府製定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的標準和原則。讓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基礎設施的重要性，這些標準將涵蓋采購、環境和社會保障以及債務可持續性等問題。為建立對這些原則的國際支持，國會應保持美國在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其他多邊開發銀行中的影響力。

在對外投資方麵，大多數美國智庫認為，美國應該考慮對發展中國家實施資金更雄厚的經濟發展計劃，美國在衛生、教育、民主和人道主義領域有許多有效的援助計劃，但是有關建立公平經濟增長的計劃卻越來越少，應當製定更高的標準替代“一帶一路”項目，采取措施維護美國在國際秩序上的影響力。更高標準的貿易協定將改善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環境，並將它們與美國更緊密地聯係起來，美國智庫認為強有力的資金可以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

從當前中美競爭合作的態勢來看，美國政府更多的采取了大多數智庫報告提出的“替代”策略。拜登稱中國為“最嚴峻的競爭者”，2021年3月，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過渡性指導方針》；2021年4月發布的《2021年度威脅評估報告》將中國尋求獲得“全球性力量”列為美國麵臨的“首要威脅”；2021年9月，發起美日印澳四國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製；2022年2月發布新版《印太戰略》，2022年5月發布《印太經濟框架》；2022年7月通過了《戰略競爭法案》，旨在強化美國對中國在全球競爭力的挑戰進行全麵應對；2022年10月發布《國家安全戰略》，提出“擊敗中國和限製俄羅斯”。

四、應對建議

隨著國際形勢日趨複雜，許多智庫已經在傳統的研究的基礎上增加了流量媒體等功能，成為“認知戰”的重要陣地。中國應該甄別並評估來自外部對“一帶一路”的建議和批評，重視潛在的“一帶一路”汙名化問題，推進各國學者對“一帶一路”倡議的交流互動。同時應當研究、借鑒、回應美國智庫的研究成果，對提出的部分合理建議適當關注。例如“一帶一路”投資項目標準及透明度問題、以及可持續發展與社會保障等。

針對於美國國內主要智庫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分化，中國在相關議題上應該對美國各主要智庫采取差別化的策略。國內有關智庫應當創建渠道，對立場客觀、追求共贏的美國智庫開展交流合作。一方麵，可以通過學術交流拓展國內研究人員視野，更好地為“一帶一路”倡議建設建言獻策；另一方麵能夠增進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一帶一路”的了解，提升“一帶一路”倡議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國家的社會影響力和政治影響力，加強我智庫國際傳播能力和國際輿論影響力，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創造更好的外部環境。

對於部分呈現出明顯對抗性的、惡意針對的行為，我們也應該組織國內智庫積極研究，在公開交流渠道、新聞媒體、學術平台上進行響應，通過披露事實、分析數據、明確態度等方式展現中方態度立場，營造正麵輿論氛圍，維護中國形象。要借助國內外媒體積極做好宣傳工作，積極搭建與當地公眾溝通交流的窗口，敢於和善於同所在國媒體、非政府組織打交道，借助當地媒體、專家、公眾宣傳企業形象。

作者：百亿游戏谘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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